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给隐私合规领域带来了什么挑战？

疫情暴发之初，许多人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即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显著重塑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距离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过去近一年，我们更加充分认识到疫情对全球社会的影响。

而隐私和数据保护领域也未能免受COVID-19的影响。事实上，许 多组织已经改变了其战略思维和优先事项，以应对这一流行病， 并适应它们自己所处的新现实。有趣的是，如果不出意料，会注意到大多数（53 %）报告说，自从流感大流行开始，隐私在他们的组织中的重要性增加了。从广泛收集员工健康数据到采用一系列新技术来实现远程工作和教育，这种流行病要求大多数组织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隐私专业人士也一直站在帮助组织应对COVID-19流感大流行带来的新现实的*前沿。对于那些被要求收集和处理新类型健康数据（即COVID-19症状和员工诊断的形式）的组织而言，隐私专业人士在确保这些数据得到保护和处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符合不断发展的法律环境与COVID-19数据相关的法规和指南。他们机构的隐私团队或显著(33%)或在一定程度上(26%)参与了收集和处理与COVID-19有关的员工数据的程序的设计。

另有17%的人表示至少有一点点参与，而只有14%的组织根本不让他们的隐私团队参与这一过程。

从长远来看，流感大流行已经产生了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组织的战略重点，尤其是隐私项目。加强网络安全，顺应时代潮流，满足商业伙伴和客户不断变化的期望，关注品牌价值的核心价值，这些都对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近几个月来，当被问及隐私专业人士必须优先承担哪些责任时，超过半数（55%）的受访者表示，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变得越来越重要。另有40%的受访者表示，满足客户和业务伙伴的期望已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而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维护公司的品牌声誉（38%）、维护或提升公司持有的信息资产（35%） 以及增加收入（35%）已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有趣的是，有7%或更少的人表示，任何特定的责任都变得不那么 重要。事实上，许多责任变得更加优先，而几乎没有任何责任被优先，这一事实表明，COVID-19在本质上给已经满负荷的新模式带来了新的问题。

此外，隐私专业人员必须执行的日常任务也在流感大流行之后发生了变化。考虑到大规模的远程工作转移，WFH问题已经成为隐私专业人士面临的新挑战的主要来源。在与隐私相关的挑战列表中，理解与员工远程工作相关的隐私需求是第一位的。同样，在过去六个月里，与远程或减少隐私团队合作开展隐私合规工作已成为一项更大的挑战，并被列为这一波调查中第二大*重要的挑战。

事实上，虽然30%的隐私专家在流感大流行之初将此列为首要挑战；但到2020年年底，40%的人认为这是首要挑战。此外，在4月至10月-11月期间，了解与共享COVID-19数据请求相关的隐私要求的重要性有所下降。38%的人以前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挑战，现在有30%的人这么认为。总的来说，这一年来的这些变化表明，一些隐私工作在团队必须做的事情方面正在回归“一切如常”，但与WFH相关的挑战仍然更多叠加于大多数任务和责任之上。

除了由于远程工作的大量增加而带来的额外隐私挑战之外，COVID

-19还带来了一系列组织必须处理的关于新形式的健康相关信息收集的问题。这些措施中有很多是为了让员工回到公共的办公空间工作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虽然90%的组织仍然拥有大部分或全部员工，但自4 月份以来， 一些员工进入工作场所的组织比例有所上升。只有36%的组织报告说，他们在第二季度初有一些员工到工作场所报到，而将近一半（46%）的组织表示，他们预计到第三季度末至少会有一些员工回到办公室。

许多工作场所分阶段重新开放计划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个人在获准进入公共办公空间之前，要接受COVID-19检测。鉴于此类计划禁止携带COVID-19的个人进入公共工作区，并遵循公共卫生当局发布的隔离指南，令人惊讶的是，在4月至10月/11月期间，要求员工在确诊后通知经理或人力资源部的组织数量从76%增至83%。

同样，询问员工是否有任何COVID-19症状的做法在过去一年中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今年4月，58 %的组织报告称这样做。然而，到10月/11月，75%的组织报告说已经这样做了。此外， 更多的组织也开始对来访者进行COVID-19症状筛查。如今，61%的人报告说他们这样做了，而六个月前只有38%的人报告说他们这样做了 。

如今收集健康信息的组织不仅比大流行开始时更多，而且越来越多的组织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具体针对在COVID-19中收集的员工健康数据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四月份，在大流行开始的时候，只有15%的组织对他们收集的员工健康数据进行了调查收集。到10月/11月，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多， 达到35%。

从数据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流行病的一个有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公私数据共享安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向当局及时获取相关数据的一种方式，关于大流行的传播范围和“热点”的出现。为了有助于大流行的跟踪和缓解，越来越多的组织报告与政府当局分享被诊断为COVID-19的工作人员的名单。虽然只有9%的组织在流感大流行 之初就报告过这样做，超过两倍(19%)的受访者表示，到2020年底，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报告分享程度*高的部门是教育/ 学术界，超过半数（54%）的人表示，他们已经与政府当局分享了被诊断为COVID-19的患者的名字。这种高度的数据共享与许多教育机构率先开展的更广泛的测试和联系追踪相一致。事实上，在秋季至少部分重新召开的当面授课中，学校、学院和大学对学生、教师和教职员工进行了随机和有针对性的测试。此外， 许多公司还创建了面向公众的COVID-19仪表盘，上面有关于检测和感染率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定期更新，以便向利益相关者通报情 况。其他报告称，感染COVID-19的员工名字共享率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是银行业（36%）和医疗保健业（33%）。

虽然在本次调查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报告与第三方共享匿名/  聚合的COVID-19数据的组织比例大致相同（21-22%），但报告共享个人可识别数据以对抗COVID-19的组织略多。4月份，约有1/7 的组织报告说与第三方共享个人识别信息，而到10月/11月，这一比例已增至约1/5。